最高检认真研究吸纳代表委员意见建议、修改完善最高检工作报告侧记

■ 52位代表提出66条意见,结合全国政协委员的修改建议,最高检对报告作出18处修改。

■ 从字斟句酌的条文修订,到对民生关切的及时回应,每一处修改都凝聚着代表委员的智慧,承载着亿万人民的期盼,也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3月10日晚8时,应勇检察长带领最高检工作报告起草组相关同志研究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建议,并根据意见建议对工作报告作进一步修改。

“相关法律是怎么规定的”“这个建议很有道理,要充分吸纳进去”……3月10日晚,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应勇,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童建明带领最高检报告起草组人员,逐条认真研究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审议、讨论最高检工作报告(下称“报告”)时提出的意见建议。

墙上的时钟指向22时30分,看着桌上被标注得密密麻麻的“花脸稿”,坐在记者旁边的一位工作人员说道:“今年代表提出的建议比去年的要多。”

3月10日晚,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楼灯火通明,最高检工作人员连夜汇总梳理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建议。

报告起草组工作人员逐条梳理意见建议,最终对报告作出18处修改。

11日中午12时30分,应勇、童建明再次组织报告起草组工作人员研究当天上午代表审议报告时新提出的意见。13时20分,报告起草组最终敲定,对报告作出18处修改。

字斟句酌的背后,是最高检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审慎吸纳代表委员建议的一个缩影,也是最高检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注脚。

从3月9日下午到3月11日上午,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审议讨论中,对报告提出一条条真知灼见。最高检工作人员全程记录、连夜梳理、审慎吸纳,修改完善报告。记者沉浸式体验了这一过程。

人民“阅卷”

确保“不漏一人”

如果将报告比作检察履职“答卷”,那人民群众就是阅卷人。

3月9日13时30分左右,数辆中巴车从最高检陆续出发。今年两会,最高检派出200余名检察人员组成的旁听队伍,实现了对人大35个代表团112个小组审议情况、政协34个界别58个小组讨论情况的全覆盖式旁听。最高检副厅级以上干部担任各旁听小组负责人。

3月11日上午,200余名检察人员组成的旁听队伍从最高检出发,到35个代表团112个小组列席旁听审议“两高”工作报告。

在两天时间里,旁听人员全程记录代表、委员对报告和检察工作的意见建议。为高质效完成旁听和记录任务,200余名旁听人员都提前做足了功课:反复研读报告及附件,掌握其中的重要观点、数据、案例等,确保能够准确记录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

为及时传递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最高检制定了严格的“时间表”。以吸纳代表委员对报告的具体文字修改意见为例——

3月9日18时之前,各旁听小组将当天下午委员讨论报告提出的修改意见报告到最高检办公厅;

3月10日13时之前,各旁听小组将当天上午代表审议报告提出的修改意见报告到最高检办公厅;

3月10日18时之前,各旁听小组将当天下午代表审议报告提出的修改意见报告到最高检办公厅;

3月11日13时之前,各旁听小组将当天上午代表审议报告提出的修改意见,逐条、即时通过电话报告到最高检办公厅。

这种严丝合缝的“时间表”,保障了民意传递的及时高效、畅通无阻。“如果有特殊情况,也可以通过电话反馈给我们。”最高检办公厅(新闻办)主任、报告起草组成员李雪慧告诉记者,这一过程贯彻“零报告”制度:“对于没有具体修改意见的代表委员,也要记录并报告,确保‘不漏一人’。”

最高检办公厅工作人员轮流值守接听电话。

为严格遵循“即时反馈”“不漏一人”的要求,每到饭点,最高检办公厅工作人员都是轮流去食堂就餐。每当路过他们的办公室门口,记者总能看到有人在电话前值守。“如果没人值守,就可能接不到旁听小组打来的电话。”一位工作人员说。

字斟句酌

认真研究、审慎吸纳建议

面对数百条汇聚着民智民意的审议讨论意见建议,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及时审慎吸纳,使之既充分尊重代表委员的履职,又能提升报告质量、推动检察工作质效提升,成为摆在最高检面前的一道命题。

收到旁听小组反馈的建议后,报告起草组随即对每一条建议进行仔细研判,区分不同类型,并形成初步的处理意见。这一过程,绝非简单的“采纳”或“不采纳”,而是一个反复斟酌、深入论证、力求兼收并蓄的过程。

字斟句酌的推敲,体现了最高检对代表委员建议的高度重视——

比如,全国人大代表,广西科技师范学院教授、学校督导潘桂仙建议,将“强化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权益保障”,修改为“强化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权益保障”。报告采纳了这一建议,将其改为“强化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权益保障”。

又比如,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巨野县新世纪银星购物广场物业负责人、巨野县政协副主席尚瑞芬建议,在报告第20页“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后面,增加“做好检察长担任法治副校长的相关工作”。报告采纳了这一建议,将“深化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工作”写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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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微之处的修改,体现了最高检对民声民意的充分尊重——

比如,全国人大代表、澳门特区第八届立法会议员、粤澳工商联会会长、澳门民众建澳联盟主席施家伦注意到,报告在2025年工作回顾部分,提及“有序实施数字检察规划,加强检察智能化建设”,他建议,在报告“2026年工作安排”部分更多体现数字检察的内容。报告采纳了这一建议,在“强化数字检察建设”后,增加“提升智能化水平”。

又比如,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张巍建议,将“加强刑事、民事、行政检察基本职能建设,提高法律监督精准度、力度和深度”的后半句,修改为“提高法律监督精准度、力度、深度和效果”。报告采纳了这一建议,将其改为“提高法律监督精准度、力度、深度,增强监督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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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兼备的考量,体现了最高检对法治精神的坚守——

比如,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漯河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宁雅秋建议,将“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核准追诉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修改为:“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核准追诉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报告采纳了这一建议,使表述更为严谨。

“增加核准追诉的条件和年龄范围等法定条件,能够体现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立法精神,避免公众对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范围产生误解。”宁雅秋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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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呈现在“花脸稿”上的修改,在提升报告精准度、权威性的同时,也更贴近时代脉搏、人民期待。

汇聚众智

化为履职举措

“花脸稿”,既完整记录了报告的修改过程,体现了汇聚众智的成果,也蕴涵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逻辑——从不同意见的充分表达,到审慎吸纳意见建议,最终转化为凝聚共识的举措。

记者现场旁观报告修改过程时注意到,52位代表提出66条意见,结合全国政协委员的修改建议,最高检对报告作出18处修改。

“全面听取代表委员意见建议只是第一步,更为关键的是,要真正把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落细落实到日常工作中。”应勇在带领最高检工作人员研究、讨论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时强调,“要深刻理解领会代表委员意见建议背后的政治考量、法治考量、民生考量。修改完善报告的过程,也是检察机关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加强和改进检察工作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3月10日,全国人大代表、火箭军某部队教导员彭婉琴提出,报告第3页和第9页分别列举了办理国防和军事领域公益诉讼、维护英雄烈士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公益诉讼案件的数据,之前最高检发的通报稿中相关数据是合在一起写的,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两组数据相加就是涉军公益诉讼的总数据?

当天晚上,逐条研究代表委员意见建议的会议刚结束,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报告起草组负责人杨剑波就立即进行了电话答复。

代表不仅在“审议”,也在“调研”;最高检不仅在“听取”,也在“答疑”。这种即时、坦诚的沟通交流,亦是将代表的真知灼见转化为履职效能的关键一环,展现了检察机关接受人民监督的最大诚意。

3月11日晚7时,最高检工作报告起草组相关同志带着修改后的报告来到印刷厂,分组逐字逐句在做印刷前的最后校对工作。

从字斟句酌的条文修订,到对民生关切的及时回应,每一处修改都凝聚着代表委员的智慧,承载着亿万人民的期盼,也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多位代表向记者表达了他们的期待:“期待这份与民心民意同频共振的报告‘出炉’,让公平正义更为可感、可触、可见。”

两会结束后,这份凝聚着多位代表委员真知灼见的报告,将转化为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此后,新一轮对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征集、研究、吸纳的工作又将开始。正是这样的循环互动,不断推动检察机关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高质效履职,更好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史兆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