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我们党的舆论宣传与引导

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以其突发性与不可预测性，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在信息流通受限、各方势力角逐的背景下，从事变爆发至和平解决，以及其后西北局势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些谣言和错误言论。这些言论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隐秘的军事意图，如果任由泛滥不仅会严重干扰事变处置应对，甚至影响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国共产党凭借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通过多维举措，开展有效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成功应对了挑战。

一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国家民族利益置于最高点，迅速确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坚守“一致抗日”，笃行“团结御侮”，掌握节奏逐步进行回应。

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在致王以哲与张学良的电报中已预判，若联合抗日，势必会出现大量谣言以中伤破坏两方团结。不出所料，西安事变爆发当日，各种谣言便铺天盖地。翌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即提出：“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页）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的电报中也明确：“我们站在西安事变的侧面说话，并在数日内不发表公开宣言，以减少日本及汉奸认为西安事变是共产党主动的造谣所能发生的影响。”（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电文）》（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37页）通过对局势的研判，中共中央审慎决策，12月15日，以红军将领的名义给南京方面发布电文，首先申明“蒋氏被幽，事出意外”，并以“鹬蚌相争”“螳螂捕蝉”的比喻尖锐指出日本若趁虚而入，则“全国丧亡，真将万劫不复”，再度表明中国共产党愿“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的政策和立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14~415页）。18日，在致国民党中央的电文中，中国共产党直接道破日本蓄意捏造并大肆传播谣言的险恶用心，“日寇自蒋氏被幽以来，尽其造谣挑拨之能事，以鼓动内战，甚阴毒计，昭然若揭”，并再次提出“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第417~418页）。19日，中共中央在反复斟酌分析后，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同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表通电，发出“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的疾呼，重申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心，提出具体的建议，再次申明“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纲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第424页）。接下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确凿事实，更使得诸多谣言无处遁形。

1937年初，面对亲日派及日本帝国主义等蓄意煽动的又一轮鼓动内战的谣言浊浪，中国共产党及时发出电文、宣言和指示，一则对外宣示政策主张，靖浮言于四野；二则对内统一思想行动，定心志于长远。1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专门宣传指示，“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并且清醒指出因为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方针”，所以中国共产党成了日寇及亲日派的攻击目标（《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第12~13页）。8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再次道破日本帝国主义与国内亲日派妄图借西安事变“挑拨内战”“灭亡中国”的企图，并痛斥一切甘冒不韪投降日寇的亲日派分子，必将自驱毁灭。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告全党同志书，号召“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第162页）。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和有效宣传使其一贯的抗日救国真相更加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正如毛泽东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中所述：“全国人民信任共产党的言行，实高出于信任国内任何党派的言行。”（《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第451页）

二

谣言的破除与真实信息传播的速度广度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守牢舆论阵地，不仅加强自身信息传播，而且努力通过国际友人和进步人士的报道，尽可能提升真相传播的时效性和覆盖面，使谣言缺少滋生蔓延的土壤而不攻自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是党开展信息传播和舆论斗争的重要阵地。1936年12月13日，《红色中华》第二版迅速报道了西安事变，评价其为“坚决的革命行动”，并详细地报道了国统区新闻媒介不敢也不准公布的八项抗日主张。16日，用第一版和第二版两个整版，首先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局势，肯定西安事变的正义性质；再细数蒋介石的卖国罪恶和屠杀暴行；最后，揭破日本大肆造谣污蔑的真相是“企图把这一事变描写成为‘共产党的暴动’”，以便利其直接出兵中国、侵略中国、灭亡中国。28日，又刊文若干。一方面要求蒋介石履行其允诺，“以不负全国民众的热望，履行张杨等的抗日救国要求”；另一方面发出严正警示：蒋被释放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又在捏造谣言，企图借故挑衅，侵夺中国”。1937年1月16日，发表《为和平为停止内战而奋斗》的社论，正告：“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秉承其一贯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力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但日寇与亲日派不愿中国实现和平统一，不断挑起内战。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家统一、民族解放不惜一切代价。紧接着，21日，直接披露日本方面连日来大造谣言之事实，并戳穿其蓄意在“反赤”旗号下灭亡中国的卑劣企图。与此同时，党还通过《救国时报》多次刊文针砭时弊、揭穿敌人抹黑阴谋。在西安设立红色中华通讯社西安分社，充分利用广播电台的具象化呈现，系统播发党的公开电报、信件和宣传品。周恩来在西安期间专门指导《解放日报》和广播电台的宣传纲要。这些积极举措对压缩谣言滋生与传播的空间起到了重要作用。

较之国民党当时在新闻舆论上的优势地位，中国共产党所在的根据地多属交通闭塞的偏远地区，加之通信设备落后、信息传播渠道单一等不利因素，致使国民党的报道曾一度成为各界人士的信息来源主渠道。更有“许多外国记者本人对西北近况一无所知，轻信地把宣传工厂里所制造的一切谎言当作新闻”（【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421页）。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党巧妙借助了国际友人与国内进步记者的力量。毛泽东亲自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以平实语言和坚定事实驳斥谣言，“自从日本侵略开始以来，我们就是愿意停止内战的，因为只有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西安事变“完全是一件突发的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并讽刺所谓“西安插红旗”“掳掠青年男女”之说，“大概只有日本人和汉奸看见了吧”（《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第65~66页），这些举重若轻又不失幽默的回应，既揭穿了谣言的荒诞，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亦与《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深入交谈，范长江在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主张后茅塞顿开，撰文详细说明中国共产党未参与事变预谋，而是一直主张共御外侮，“以统一的力量防卫国家之生存”的事实。这些报道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对信息的封锁，还原了真相，而且展示出更加真实、立体和全面的中国共产党。

三

在当时的复杂形势下，要掌握舆论斗争的主动权，“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因为这是一场关乎人心向背的博弈。

手书明义、尺素达诚，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以书信为媒，将党的政治主张与个人情感相结合，不仅及时阐释党的政策立场，而且拉近了心理距离，有助于在民族利益等根本问题上形成共鸣。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于1936年12月16日和22日两次致信阎锡山，赞许其“抗日救国义薄云天”，至诚提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22日信开头即申明“陕变突起，事出非常”，继而对其反对内战的立场大加赞许，特别是“共维大局”之语为至理名言，并再次提出“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10页、第256页）。同日，毛泽东复函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表示，“完全同意你们信上的意见”，“当此国亡无日之时”，中国共产党的志愿是抗日救亡，也只有抗日救亡。“各方虽尚有若干对我们怀抱疑虑的人”，但时间将证明一切（《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第441~442页）。朱德则致函曾万钟、唐淮源，直言“亡国在即，日寇日深，内战将起”的紧迫局势，而“敌人之武器不足畏，惟阴谋乃至可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15页）。

在西安期间，以周恩来、叶剑英等为代表的中共党员们，深入工、农、商、学、兵各界，陈说大义，宣导主张。周恩来亲延当地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包括杜斌丞、杨明轩、卢广绩等在内各方人士二三十人，宣传中共和平解决方针，期待他们能为此贡献力量；并要求负责民众运动的王炳南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使广大民众知晓真相，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还指示朱理治等人积极做好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另外，为“宣达西安事变实况及救国主张，破除谣传，以正视听”，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派出工作组前往华北等地，负责与各界群众团体联络。当工作组冲破重重艰难险阻到达太原后，立即或参与或组织各团体的座谈会，使“太原各界了解了西安事变情况，消除了恐怖，减少了误解”。在北平，工作组同样以座谈会为主渠道，让“不少同志了解了西安事变真相，消除了不少误解和疑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77~581页）。工作组还到天津、青岛、济南等地进行了积极的联络与座谈。通过这些细致的工作，打消了各界的疑虑，并使得党的正确主张为越来越多群众所信服和拥护，不仅成功化解了危机，也有益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巩固。

（作者：牟蕾，系烟台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